从高尔基自传三部曲
--看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俄罗斯文化心态
社会文化心态是一种把分散的社会普通成员的心理要素经过某种整合汇聚而成，以整体面目存在和流行于全民族的集体性文化精神状态。它的最大的表现在全民性，以群体性的社会形态为精神内核。一个民族的文化心态是否积极向上，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甚至是国家的未来。
文化心态是一个抽象概念概括出来的反应全民性精神状态和文化状态的概念，其研究当从具体的个体角度出发。高尔基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作为高尔基的代表作，反映了俄罗斯十九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的人民的社会生活，如果仔细品读，梳理，你就会发现高尔基在主人公阿廖沙成长历程这条明线之外，还有一条隐藏的暗线，这条暗线就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俄罗斯文化心态。
我这一次的选题就是从高尔基自传三部曲来谈谈俄罗斯十九世纪的中后期的文化心态。
民族的文化心态，即是每个个体的人民的精神状态和文化心态的浓缩。读完高尔基三部曲，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病态的文化心态时期，这个时期的俄罗斯就像是笼罩在一团迷雾中，到处是自私、野蛮、残忍和杀戮。在中世纪风靡一时的基督教文化禁锢和农奴制改革初期人民迷茫和无所适从的生存状态下，整体俄罗斯呈现出一种萎靡、颓废的精神状态和野蛮的力量文化心态下。对于这方面高尔基借主人公阿廖沙之口一吐他对这种野蛮的文化心态的忧虑，他说“回忆起野蛮的俄罗斯生活中这样铅样沉重的丑事，我时时问自己：值得讲这些吗？每一次我都重新怀着信心回答自己，值得，因为这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丑事的真实，他直到今天，还没有被消灭，这是一种要从人的记忆，从灵魂，从我们一切沉重的可耻的生活中连根拔掉就必须从根儿了解的真实。”高尔基先生是伟大的，伟大不是因为他笔下这些野蛮的同胞，而是他对于民族问题的正视，一个连错误都不能承认的民族不能算是一个优秀的民族，高尔基认识到了，这种野蛮的文化心态要从根上了解，就必须从灵魂从记忆里得到消灭。
到底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是怎样状态下的国家，能让一个作家想从根本上拔掉它。我们不妨从高尔基笔下的这些人物入手，来看看当时的俄罗斯民族文化心态。
现在在学术研究上一直强调“忠于文本”的思想观念，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别人的观点毕竟是别人的，是一家之言，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观点。当然我也不是说要抛弃别人的成果，成果是要继承的，只是创新更重要，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创新更是个高峰，需要我们努力。
在《童年》中，主人公阿廖沙有个邻居，同时也是阿廖沙外祖父卡什林的房客，这人是一个化学家，叫“好事情”，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高化学研究，可是周围的人，警察、小姐包括阿廖沙的外祖父母在内的人都把他当成异教徒，说他不务正业，不敬上帝，最后“好事情”被 当成“邪魔鬼道”赶走。像这样愚蠢无知的事情不在少数，如喜欢读书的裁缝妻子被当成异类。阿廖沙心中的格尔玛王后被伙计叫做下贱女人。
亲情缺失，家庭矛盾下个人的自私、目光短浅和道德沦丧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于是家不成家，各家的悲剧又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悲剧。《童年》中家庭矛盾的焦点在卡什林家，阿廖沙的两个舅舅米哈伊尔和雅科夫为了争夺卡什林的染布作坊，不顾亲情和卡什林开战，排挤阿廖沙和母亲瓦尔瓦拉。这场家庭暴力的角逐以卡什林破产，米哈伊尔取得染布作坊告终，悲剧却才刚刚开始，外祖父母最终沦为乞丐，雅科夫被儿子抛弃，米哈伊尔破产，萨沙等孙子坐等外祖母的施舍，而最终害死了这个慈爱的老人。在《我的大学》中，主人公阿廖沙在外祖母去世后有这样一段心里独白。“外祖母上教堂门口去讨施舍的时候，从门廊上跌下来摔断了一条腿，到第八天，得了疮毒病去世了。我听说，我的两个表兄和一个表姐跟表姐的孩子，他们这些健康的年轻人都拖累着老太婆，靠她讨来的施舍糊口，老太婆病了，他们都没有设法请医生来看一看。”极端的自私，极端的冷漠，家庭在这样的文化心态下荡然无存。
野蛮、残忍和暴力，这是当时的俄罗斯人普遍的精神状态。米哈伊尔活活的打死妻子纳塔利亚。卡什林因为五岁的阿廖沙染错了纱布，把他打晕了过去；后父用脚踢阿廖沙母亲的肚子。米哈伊尔舅舅把顶针烧红，去整快瞎眼的格里戈里；绘图室家的恶婆婆伊凡诺夫娜把木板上的刺戳进了阿廖沙的肉里；善良的小茨冈在抬十字架时被雅科夫整的压死。愚蠢的农民用火烧罗马斯家的房子；把渔夫杀死挖掉内脏扔在船上。十九世纪的俄罗斯，这种野蛮的力量的离奇的难以形容的生活，以惊人的速度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奔流，他们愚蠢的强调这种力量的残酷，他们眼中，人犯了罪，就得淹死；在犯罪，就得烧死。他们必须以己之力量杀死别人。
到这里，我们不由要追问，是什么让这一时期的俄罗斯人民如此的罪恶的活着，在《在人家》中，司炉雅科夫有这样一番话，“买卖人，做买卖得用不少心机。但是靠动心机过活太没有意思，于是他们就想闹着玩。”我们不难发现当时人的无聊的心态，精神知识的缺乏让他们在吃饱喝足后无所适从，于是他们要玩，要无聊的捉弄别人，无聊是当时的俄罗斯人最大的病态。
我们再看看当时的各阶层的文化知识状况，先说说商人阶层，他们把信奉基督作为全部的精神汲取。除此之外，他们就盯着金钱和女人的屁股，他们还要借着上帝的美名去整整向阿廖沙这样的小学徒。那么俄国的工人阶层呢？《在人间》为我们刻画出这样一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消极颓废的人物形象。其中洗衣服纳塔莉亚的形象更具典型，某种意义上她为我么展示了一个自我毁灭的过程。纳塔利亚开始的勇敢自信，到处呼吁人们读书的身影，在几十年的生活长河里最终沦为一个下等的供男人泄欲的窑姐儿。如果说纳塔利亚的堕落社会的干预因素太多，那像彼得号船上的司炉雅科夫这样的人则比比皆是，他们只是以物质的满足为最高理想，按雅科夫的话说就是“活着就是活着。有的人躺着，有的人跑路，当官的就光坐着，可人人都得吃东西。”至于知识分子阶层，正处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星火萌芽状态，像罗马斯这样的革命家少之又少。《我的大学》中为我们塑造的多是些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安于生活现状，他们身为知识分子而打压知识，他们反对革命，反对机器，反对科学。在他们的眼中知识分子中的革命者是魔鬼，不喜欢过安静日子，老是爱结党乱闹，为着乌托邦的理想瞎闹。甚至有人说，人追求的是忘忧和安慰，要知识做什么。农民阶层就更是糟糕，关于农民的状况，罗马斯是这样说的“农民，他们害怕所有的不是农民的人，他们得到自由还不到二十年，每个四十岁以上的农民，一生下来就是农奴，他们就记得这，很难理解什么是自由，他们相信是沙皇把农民从地主手里解放出来，所以沙皇就是农民的唯一的主人。如果你再问他们什么是自由？他们会说，将来有一天沙皇会解释什么是自由的！”
弄清了当时的各阶层的思想知识状况，我们很容易就窥到十九世纪中后期俄罗斯的病态文化的根源——农奴解放初期的迷惘空白的社会转型期。
除此之外，中世纪的基督教信仰对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俄罗斯文化心态的形成也是起了极大的助推作用。甚至可以说从思想上禁锢了这个民族的创造力。
我们都知道中世纪是一个遵从信仰的时代，基督教的观念和礼仪渗透到了欧洲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俄罗斯同样不例外。
我想说，可怕的不是信仰一个宗教，而是信仰的这个宗教有太多的分歧。基督教最大的错误是在万能的上帝下面设了圣父耶和华上帝，圣子耶稣基督和圣母玛利亚等位格，使同样信仰基督教的人有了不同的精神领袖，因而有了不同的信仰观点。俄罗斯是不幸的，不幸在他的民众为了同一个信仰而争吵不休，甚至是尖锐对立。最大的不幸是力量的信仰战胜了圣母玛利亚，把一个民族推向了野蛮和暴力。我仅以《童年》中的阿廖沙的外祖父母的信仰对立来诠释这一观点。
阿廖沙的童年可以说就是夹在外祖父母的各自的宗教信仰中度过的。外祖父的上帝是冷酷的，外祖父喜欢在两个儿子来闹完事后对着上帝抱怨，请求上帝宽恕。文本中，阿廖沙对于卡什林讲上帝有这样的描述“他对我讲上帝力量无限的时候，总是强调这种力量的残酷。他说，人犯了罪，就得淹死，在犯罪，就得烧死，他们的城市得毁灭，他说，上帝用饥饿和瘟疫惩罚人们，他永远用宝剑统治人间，用皮鞭对付罪人。”这段看似平常的话确实当时大多数民众的信仰状态，在这种残暴的力量心态的指引下，俄罗斯人民彼此仇恨，勾心斗角，自私冷漠，构造了一个令人窒息的，充满恐惧的社会环境。相对于外祖父的上帝，主人公阿廖沙更相信外祖母的上帝，相信这样的上帝才能给人间带来爱和温暖。只可惜这样的上帝只存在于少数的妇女心中，而这少数的妇女并不能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掀起巨浪，像纳塔莉亚，像裁缝妻子，像玛尔戈王后，她们只是微小的存在。阿廖沙自己也说“我读过许多小说，认为妇女在生活中是最好的，最有意义的。加强了我这种信心的，是外祖母，是她讲的圣母，贤女莉莎的故事，是不幸的洗衣服纳塔利亚，以及我所亲眼见到的人生之母的女性们，用来美化这个缺少爱，缺少快乐的人生的千百种眼色和微笑。”这是希望的光，这是温柔的女性的关怀，可是社会就是这样，在黎明到来前，黑暗永远是世界的主宰。
高尔基自传三部曲不愧为一部世界文学著作，它的魅力将会因为它的蕴含的俄罗斯民族文化心态而生生不息，将会因为它对于青年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启迪而永远年轻。文化心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变化，高尔基三部曲正是这十九世纪中后期文化心态的一个缩影。
对于俄罗斯文化的未来，我就借着高尔基在文本中的一段话结束我的解读和诠释。“我们的生活是令人惊奇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在我们生活中这层充满种种畜生般坏事的土壤如此富饶和肥沃。而是还因为这层土壤里仍然胜利的长出鲜明、健康、富有创造性的东西，生长着善良——人所固有的善良，这些东西唤起我们一种难以摧毁的希望，希望光明的人道的生活将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