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人，那风骨

“民国”只存在了30余年的时间，却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让后来者念颂不已。2004年6月《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创办时，并设“钩沉”专栏，关注民国过来的那批学人。该报年轻记者徐百柯负责为其撰稿，每周一篇。近两年后，徐百柯完成对70多位民国学人的素描特写。2007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将这些文章记集出版，谓之《民国那些人》，引起极大反响。2011年，九州出版社将之补充再版，更名为《民国风度》。

这个时代，年轻人的生活中，缺失了一种精神。而现在，我们去看看“民国那些人”：当年那些大学里的大学校长、老师、学生，那些近代以来各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那些其他文化业界的前辈，那些知识分子，他们是怎样生活的，怎么求学、教书、治学的，怎么工作的，怎么为人处世的。

书中有写到：“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距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到恍然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

正如钱理群先生所疑惑的问题：为什么“时间上他们其实离我们很近”，而我们却觉得他们“与我们相距甚远”呢？——然而，真的很远吗？我们能不能拉近这样的距离，由“远”而“近”呢？

让我们走进由徐百柯以独立的判断和诗一般低徊的笔触，唤醒的一段正在消逝的历史，让已经模糊的身影清晰可感。

民国时期的那批学人有着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体现着民国风度。他们虽然千人千面，个性迂狷狂痴，但内里不失风骨，风雅与风趣，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士”乃知识分子的本色，它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对家国，社会，历史有所承担，对自我的生命有所承担，对学术本身有所承担。刘备寄居刘表之下时，就曾当面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说他明知天下大乱国难当头，却居然“求田问舍，言无可采”，真是徒有国士之名，为士林不齿。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国士必须能够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本书写到了几位以身殉道殉职的学人，报人，其中就有因拒收张作霖30万“封口费”而惨遭杀害的民国名记者邵飘萍。犹记得他的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他们自定义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个人利益，不是某个集团的利益，而是社会的利益，他们是正义和良知的代表。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有风骨。风骨一定是士人的。士人往往被称为“精神贵族”。他们可能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可能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但是，他们在精神上，富可敌国。其中有一篇为《曾昭抡：不修边幅的名教授》。这位名教授从来不修边幅，始终是一身斜襟的蓝布长衫，穿双布鞋，“脱下来，袜子上永远破个洞”。费孝通先生有一个十分精到的分析，他说：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有个着落，有个寄托。曾昭抡一生致力于化学研究，没有这样的人为其奉献，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

真正有大智慧和大才华的人，必定是低调的人。才华智慧像是在精神深处的皎洁明月，早已裝砌了他们的心性。虽有严词，但他们行走在尘世间，眼神是慈祥的，脸色是和蔼的，腰身是谦恭的，心底是平和的，灵魂是宁静的。正所谓大智若愚，大才华朴实无华。低调，不浓，不烈，不急，不躁，不悲，不喜，不争，不浮，是低到尘埃里的素颜，是高攀灵魂飞翔的风骨。我们以《林庚：喧嚣时代里的隐退者》为例。上世纪80年代林庚从北大退休，便一直居住在燕南园里。他在园子里种了花草，学生们从门口路过总能看到在那扇油漆有些脱落的大门里，林庚正静坐在藤椅上，看着花丛思考，阳光洒在身上，倒影消瘦而安详。“他并不显赫，社会上的人也许并不知道他是谁，然而学生会永远铭记”，“功利、名望，仿佛已经完全从先生心里消失了”,“他是温和的”。

我们来反观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他并不清楚这个学科追求的是什么，不一定会觉得这个学科比自己穿的鞋还重要。学术学科对他们而言，仅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谋取名利的手段，并不是他们情感、精神、生命的寄托，并不是安身立命的东西。不仅如此，很多令人痛心的丑闻都发生在大学校园里，比如说某教授猥袭学生等，这是社会道德失范，是民族危难的时刻的到来。

再拿我们个人而言，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被灌输“为名牌大学而奋斗”的思想，等到自己如愿以偿进入了大学，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之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大学，从一个获取知识的平台，成为了一种目的，一种为了大学而考大学的目的。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缺失的问题。我们没有信仰，没有目标，什么都不在意，都无所谓，就这样让我们年轻的生命消逝在每天每天每时的平庸里。

作为后人，能够受到这一代人精神的守护与滋养是人生之大幸。但斯人已去，黑暗依旧，只有我们自己来肩住闸门，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能担起“后死者”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