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奶奶

奶奶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不识几个大字，像其他的农妇一样，养儿育女，操持家务，从青葱少女到年老面衰再到花白的岁月一点点地吞噬全部的青丝，到现在，也有六十几个年头了。

从我记事起，奶奶家的那坯土房就是逢年过节时一切热闹和欢笑的发源地，在外的亲人追随传统节日的寓意赶回家团聚，难得共叙天伦。

每年春节前夕，农村里都有一个不变的习俗，用大油锅炸些自做的面食用来招待正月里的客人，俗称下炸。我们家自然也不例外，一家八口，老少皆兵，全都亲自上阵。

奶奶总会在头天晚上就会把要用的面团发酵好，小时候的我深夜见厨房灯火仍明，好奇走进一看，才发现奶奶正撸紧了袖子，来回地揉着面团，基本成形后均匀地洒下一层面粉，又从碗里蘸了几指清水，本来已经变得紧致又被稀释，之后又是反复地揉，我看着好玩，也挽起袖口，学着奶奶的样子抡起来又猛地一扔，狠狠地砸在案板上，发出砰砰地声音。奶奶见状，笑着纠正了我拿捏的不规范，一边又给我演示：“看，你要抓紧了再扔”，可小孩子的三分钟热度总能打败认真学习新奇玩意的心，不一会儿我就嫌累嫌困睡去了。到了第二天，早饭过后，抽出两条板凳侧放后一并，架一木板，又放一大竹簸箕在地上，就开始忙活了起来。还是奶奶作先锋，把揉好的面团切割成块状后又成条状，然后切下薄薄的一片，又迅速地切下另一片，随后刀刃轻轻地在板上一刮，一大堆红白细纹相间的椭圆形面片一齐落在了簸箕里，我和堂弟只能充当个打下手的角色，蹲在一旁已经等候多时，看见切好的面片落了下来，赶紧一片片的分开后沿着簸箕的边缘摆好，堂弟一般都会偷懒，往往没了兴趣就给我留下一堆残局，只剩我既愤怒又无奈地默默履行姐姐应当照顾弟弟的义务。到了下午，妈妈和婶婶围裙套袖裹身，果子麻花被扔在大油锅里，金黄色的油泡翻来滚去，把纯白的外衣染成了耀眼的金，待出锅后冷却装袋，往往还得在昏黄色的灯光下才能全部完成。

      前几年，奶奶家从老房子搬到了一栋两层楼的平房，一个在山腰一个山脚，抬头就能看见，一个窝在山沟沟里一个屋前就是新铺的沥青路，还紧挨着刚开发的温泉，每天各种车子络绎不绝地来又拖着长长的尾尘而去。搬家伊时，奶奶仍然对老房子恋恋不舍，每天晚饭过后又自己打着手电筒头也不回地钻进密林里，在暗黑里摸索到回老家的那条崎岖的小路，清晨则又到新房，忙碌一天后，傍晚时分还是倔强的要回去，直到后来，老房子被卖给了邻村的一户人家，奶奶这才作罢，终于肯在新家安顿了下来。后来也能常看见她站在院子里仰看老屋的方向，久久伫立，不能回神。

    今年过年，我们去拜访了趟老房子的新主人，趁他们在喝茶寒暄，我急急忙忙地去重新看看阔别已久的老屋，每间屋里的陈设早已是天翻地覆，土黄的墙面新刷上了一层死气沉沉的白漆，院子外围的树也稀疏了一半，一大片的空白填补了以前接连不断的翠绿，青草泥土相和的地面如今也被厚厚的一层水泥紧扼住喉咙，丧失了呼吸，埋葬在混凝土之下。我看着这一切，感觉到惊心动魄，无奈新孔难覆旧貌，老屋的音容笑貌怎能轻易离逝？

然而还是取而代之了，新房子又成了新热闹的聚集地。在这个两层楼的平房里，宽大的液晶电视和崭新的沙发理所应当的占领了二楼，将那台年老的彩电扫地出门，老人们又舍不得扔掉，把它安置在一楼的堂屋里。现如今地方变得敞亮了，还专门划了块小房间用来放麻将机，春节的那几天，就是大人们在屋里打麻将，我和堂弟在隔壁屋看电视，爷爷奶奶在一楼烤着炭火，大门紧闭，守着那台边框磨的发亮的老电视和从狭小的屏幕里看到的春晚节目一直到零点，而往往中途的乏味和冷清会很快催着他们入眠。此时寒风从门缝里乘虚而入，钻进两位老人的脖子里，他们环抱的手挪了挪，抱的更紧了，脖子也跟着缩进衣领里，空留电视机里的人声和不语的红炭火寂寞为友。等到零点将至，放过了烟花，也就都各自睡去了。

今年春节的时候，亲戚来拜年，除了以往的瓜子果仁，桌上竟多了盘许久未见的炸麻花，金黄的颜色，很漂亮。后来我问奶奶在哪儿买的，她说：“好久没下过炸了，今年我一个人又做了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