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里窥明朝

高中时代，从《明朝那些事儿》那里收获了一颗亮堂堂的明朝心。就像听一位大叔站在夏日傍晚的荫庇下生龙活虎地给我讲年轻时的那些血气方刚与柔情满怀，我不时地摇着蒲扇挠挠蚊子块，听完便可以在夜空下无忧无虑地安然入睡。梦里的明朝是那样繁荣伟大，那个驰骋战场的皇帝朱厚照，那些德高望重的翰林院学士，那些两袖清风铮铮铁骨的当朝文官。

大学时代，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读了两番，蓦然回首。明朝在我面前颤巍巍地站着，它的顶层是文官，它的底层是百姓。文官何以将久经胁迫的天子之命传送天下，只需一座面向八方的城门，只需一纸文书，文书上写着什么，写的是华美的“道德”。“道德”正是支撑在文官与百姓这两极的空心柱子，看似坚不可摧却穿凿即破。

明朝是一个文官当道、制衡皇权的朝代。

“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

难道一个人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

问句，总是最先能引人思考的一种方式。在《万历十五年》的第二章节“首辅申时行”中作者连续问了这样几句。这两个问题置之今日，众人肯定说“不”，今日哪里有什么从政者真正能因为学术能力深厚、文采功力斐然而走上政治之路，多半是优异的从政者不仅政治清明而且发表领导讲话时还能信手拈来几句诗情画意，而这种情况也是鲜见的。这本书读至此处，答案是显然的，明代确是可以的。明代的文官制度堪称历朝各代中最为完善有效的。同时期远在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也议论纷纷褒贬不一，甚至有些赞赏有加。尽管明代有公认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里最成熟、最完备的文官体制，但它却又恰恰是明朝走向灭亡的最大原因。在这本书里，黄仁宇先生则着重于揭露文官制度的弊病。

文官集团成员多是科举出身，而科举制度旨在选拔儒家思想的捍卫者，而不是行政事务的执行者；科举注重的是考察儒家学说，而不是测试行政技能。所谓文官当道，即是指文官集团成员对明代社会价值观念的主导与引导。文官们深知自己的价值所在甚至潜意识里拔高自己道德的位置，宁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以忠臣烈士名扬史册。文官宁愿为了道德权威放弃进士出身，继之以血肉或生命再去追求，都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初衷。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无官职的进士都会有胆量三次上书参劾当朝首辅张居正与当朝皇帝，理由是堂堂首辅迟迟不肯丁忧、皇帝不清心寡欲何以规范天下。这期间即便两次受到廷杖、革衔、流放，却有过不改。

而文官制衡皇权我认为体现于立储之事。作为皇帝的朱翊钧已经无法在合理的情况下选择自己偏爱的孩子了。这里合理的情况下则指的是，在此之前，宣德、景泰、成化、嘉靖为立储而废后从而满足自己的心意。而为什么万历皇帝没有这么做甚至还要在公众场合否认自己弃长立幼的企图?毫无疑问，这是来自文官集团的舆论与道德的压力。万历以“无为”的消极来抗拒百官，而首辅申时行甚至因无法促使皇帝的一举一动接近百官的期望而乞骸骨。此前张居正死后垮台，与文官周旋已久的中年的万历皇帝渐渐明白那是文官集团精心策划的一场参劾阴谋，有条不紊而气势汹汹，慷慨激昂却冷酷无情，无处不包裹着文官道德权威的气息、无处不体现着讪君卖直的决心。而这在我看来则也是万历皇帝后期怠政的重要原因。

从这一角度讲，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而国家最大的问题也就是文官。

明朝，是一个注重人事人情关系的朝代

“一项政策是否能付诸实施，全靠它与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政事若要注重体制的安定，则不能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只有牺牲少数人，才能维持大局。”这本书中的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和第五章“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通过作者对这两个人物的性格、行事、生活背景等方面的分析，我认为此两人的境遇不同，行事不同，但却有相同的致命弱点，或说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个人特点；而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物则是另一首辅申时行。张居正，平生政绩斐然，全然不顾上上下下两千文官的情面，独当一面，想要大刀阔斧改革廷内官员，死后尽遭弹劾、子弟流放；申时行，忠厚长者，看似首尾两端，左顾右盼，缺乏决心，政绩一如白纸，无所记录，却早已看透这个朝代的症结所在，深谙文官关系的微机妙理，而且其辞官的原因也是无法调和皇帝与文官在立储问题上的矛盾，而使得自己陷入与文官之间的矛盾之中。

首辅的最大任务是促进皇帝与文官间的关系和睦，促使皇帝鼓舞士气，发挥精神力量。首辅需要知道，皇上这一角色任务的重心已经发生改变。皇上最大的能力在于他对文官口头或书面上的，即便是走个形式与内心真实想法相悖，都能使文官维持平定。所以，首辅是统治者与文官关系的调解者，这个职责在其众多职责中占有极大的比例，甚至直接决定了自身担任首辅的合格与否。而首辅想要进行合理地调解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整理好自己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在这点上张居正与申时行都做得相当完善，但是两人选择了不同的行政方向，一个选择将自己与皇帝的关系改善得更好，一个选择利用自己与皇帝的良好关系使得文官与皇帝的关系更好。可见，后者的做法更利于自身甚至是朝代的可持续发展。

同样，解决众多问题的关键也在于调解文官与文官的关系。皇帝对于多数文官至多是精神寄托，而于百姓来说既是生计也是精神归属。而实际的政事与管理层面，则需要全体文官相互合作，以至于精诚团结众志成城，才可能使得国家正常运转。为了协调文官集团内部关系，是需要不惜一切代价的。高级文官所希望的状态即是彼此相安无事，人事无扰，统一一致。例如，经济上把各种税收税率一次性通过文牍的方式昭告天下，其后各地照规施行。至于往后耕地收获量增加，高利贷活动猖狂等等情况有变，都将不能影响先前制定好的规定。因为财政制度一旦改变，税收税率一旦要更改，则需要成立另一批技术人员和几则规章，这样大型的人事变动，无疑加大行政工作的难度。在文官集团眼里这则是有悖于俭朴的美德的，是有悖于行政简化的做法。所以，海瑞即便是“模范官僚”，却是个“古怪的模范官僚”，虽然深受首辅张居正的喜爱，却还是无法在朝廷中施展与生存。

明朝，是一个崇尚严守道德习俗的朝代。

明朝用道德替代法律，而如今的中国则恰恰极力地换置两者的关系，因为道德的力量在于它能很好地防止坏事发生，而道德却不能用来解决已经发生的坏事。中国自古是，以圣人及祖先所流传的道德为根基，养成良好的约定俗成的习惯，再由习惯总结出法律；对圣人的崇拜，对祖先的崇拜使得道德的标准进化的速度极慢，每一次更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仿佛都是一次离经叛道；每一次自上而下的更新都会使得朝野动荡，而自下而上则更是跌宕起伏。看明朝的发展，明朝始终如一地坚守着在“四书”中的所谓“黎明不饥不寒”的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申时行担任首辅时期更是不惜手段以求现状安稳，无明确的法律条文可供遵循，则通过道德习惯与人事手腕来应付一切。

道德习俗能给予人极大的力量。皇帝主持各种仪式，既是施政的要诀，也是精神上的支撑。如在此书中所谈到的一个细节--万历皇帝祈雨。该章中同时写道“在我们形式化的政府中，表面即是实质。”这是不无道理的。举行一项祈雨仪式时，皇帝前三天开始斋戒，前一天默告祖宗面禀太后，亲自书写致上天的表文。当天黎明，皇帝到皇极门步行出发至天坛，两千名文官两千名武官各随两边。十里之遥，向皇城的百姓展现浩荡皇恩，感受来自皇帝的诚意。即便是当今的百姓恐怕也会为之感动吧。总结下来，在明朝一个皇帝若能欣然、毫无怨言、吃苦耐劳地沿袭各种祖先流传下来的仪式、传统习俗，道德习惯，他便能称得上是精神焕发、励精图治的，并受到文官的青睐与拥护；倘若不能，那么讪君卖直的人遍地四起，根本原因同样也是受道德习俗的怂恿。

无论是官僚还是老百姓，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和“非法”。凡事以“责任”二字为交代，凡发生事故，官员被指责为因循贻误，缺乏胆识。在《明律》中，官员职务犯罪被分为分为公罪和私罪，根据二者所体现的主观心态不同，所以私罪的处罚要比公罪更严重。而且明朝的法律对处罚规则的说明十分详细，但却并没有明确的官员职务犯罪的概念。可见，即便是在判断罪行上，也是以严守道德原则为基准的，却不从官员的实际作为进行考量。

所以，实际技术问题的解决向来都不能给出实际的方案，往往由上级对下级进行道德指导或精神鼓舞，强调了把该事做好的影响力如何，对百姓对朝廷如何，赏罚如何，却不能给出如边区茶马交易折换率的调整方案或黄河水道南移北迁的修建办法等等。用现在的话讲，明朝那会儿不流行用智商、用秩序、用律法说事。而原因即，上下级之间结构松散，切实联系尚不紧密，所以上级也无法根据实际情况给出指令。归根到底在于，官员与百姓之间，唯一共同认同的是道德秩序“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产生实心的真正关切民生的支撑，无法可依。这种支撑在中国也是从到现代慢慢树立起来的，在我们看来主要是经济秩序，商业秩序，法律秩序等。

一代儒生依样经典，双眼迷蒙，误了家国；要知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轻易从经典里脱胎而出的。历史永远是一面镜子，当朝人固然只能窥见自己所求的部分。而今日的我们又何尝不是一样地照着这面镜子。当代人永远无法定夺自己，有如“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是非屈直总在历史的眼里才能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