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时代，事业一场空前绝后的思想碰撞出绚丽火化的时代。前前后后涌现出道、儒、墨、法、名、农、杂、阴阳家、纵横家、小说家等十个门派。各家各派为使自己的学说能有用武之地，在各国游说，竭力推广自己的思想。各派各家都想使自己的学说能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因而在推广自己的学说的同时，也不断的继续研究、丰富着自家学说的思想，并且各家还以各种形式对其他门派或以抨击，或以采纳。齐国建立的稷下学宫便是当时一个学术交流的胜地。在这样的背景与激烈的竞争情况下，顺势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人物。孙膑、商鞅无疑是在其中之列的。
孙膑、商鞅两人的大名，早已传至中国的各个角落，即使是在国际上，两人也是大名鼎鼎。但两人千丝万缕的联系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首先，两人都是战国同时期的人，这个不必多做解释。商鞅约公元前395年生于卫国。孙膑生卒年不详，据推测大约是生于公元前378年。第二：两人师出同门，都是鬼谷子的学生。很多人都知道鬼谷子有四个赫赫有名的学生：一曰：孙膑、二曰：庞涓、三曰：苏秦、四曰：张仪。但知道商鞅也是鬼谷子学生的却是寥寥无几。第三：两人的命运更是如出一辙：都曾到魏国想一展自己的雄才大略，然而都命运不济，遇上了小肚鸡肠的庞涓。为何两人想在魏国施展报复呢？因为魏国经过李悝变法，国力一时鼎盛，成为战国早期最富强的国家。良禽择木而栖。那么两人的命运和庞涓又有什么关系呢？商鞅曾在魏国国相公叔痤门下做了三年的中庶子。这是一个很卑微的职位。公叔痤死前在魏惠王面前力荐商鞅，还说如果不用商鞅就把商鞅杀掉。可见公叔痤有多么重视商鞅的才干。魏惠王不是昏君，他即位后在魏国兴修水利，开发川泽。还进一步创立选拔“武卒”制度，来推行改革。可以说魏国早期的强盛，魏惠王的推行的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魏惠王最大的缺点就是自负，有眼无珠，不识人才。再加上庞涓在一旁吹耳风，商鞅这块金子在魏国被埋没了。鉴于商鞅位轻权微，人微言轻，庞涓没把他怎么样。但孙膑的命运就没有这么好了。与商鞅不同的是。孙膑是被庞涓“请”到魏国的。而孙膑也欣然接受。在没出山之前孙膑的大名就已经传至中原各国。庞涓这个人虽然也有才，但不及孙膑，而且此人心眼极小。同在鬼谷子门下学习的时候，庞涓就嫉妒孙膑才能比自己好。当孙膑来到魏国时，正中了庞涓的下怀。所以已经在魏国做到上将军职位的庞涓就对初来乍到的孙膑百般刁难。再加上魏惠王真的是太自负、太鼠目寸光了。他为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喜，认为魏国会一直强大下去。还认为魏国有一个庞涓就够了，不再需要人才。就像当初清政府以为有了几尊神武大炮，便以为拥有了全世界最厉害的武器一样，竟然放任庞涓不管，让孙膑人有庞涓摆布。因而孙膑来到魏国非但没有受到重用，更是失去了双膑。而魏惠王的自负与鼠目寸光也让魏国与两位超级人才失之交臂，让魏国错过能够在将来统一全国的绝佳契机。
孙膑、商鞅两人的命运如此相同，并且同样身怀绝技。那么两人在战国那个大舞台上究竟都掀起了怎样的风浪呢？
先来看看孙膑。孙膑被挖去双膑后在魏国装疯卖傻了十年，终于让庞涓对自己减弱了戒心。趁着齐国使臣来魏国时，孙膑秘密会见了齐使。齐使发现孙膑是个大才，便偷偷的将他带回齐国，继而孙膑得到齐威王的重用。之后，孙膑的一身绝技终于得以发挥，他的军事才能让他在战国这个大舞台上大显身手。他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军事史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他创下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更是成为了人尽皆知的著名战例。
这两场战役绝不仅仅是孙膑为齐国打了两场胜仗那么简单，他们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历史影响。首先来说说桂陵之战。公元前356年赵国为了扩大疆域对卫国发动兼并战争，卫国和魏国是盟国。前面我们讲过魏国经过李悝变法成为战国早期最强大的国家。所以早在公元前356年，韩卫鲁宋四国便朝见魏国当时在位的国君魏惠王，推举其为中原霸主。卫国被赵国攻打，魏国便率领宋卫联军攻打赵都邯郸，第二年赵国便支撑不住向齐国求援。齐国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事，率领大军解救赵国。田忌采用孙膑的计策没有去邯郸与魏军主力进行决战，而是直奔魏都大梁。魏军主帅闻讯急忙从邯郸撤围回救。当魏军走到桂陵之际齐军来了一个拦腰截击，把魏军打得大败。这一战役，孙膑采取避实就虚，“攻其所必救”的策略。魏军在急急忙忙的回救途中，便会掉以轻心，以至于遭到齐军的拦腰截击。这场战役还形成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成语，那就是“围魏救赵”。
马陵之战是战国时期孙膑创下的又一经典著名战例。公元前342年，魏国又进攻韩国，韩国也向齐国求救。齐国并没有马上出兵，而是等过了一年后，两国打得筋疲力尽的时候，齐威王才又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前去伐魏救韩。这一次齐军仍然采取直攻大梁的策略，引诱魏军远道回救。启军进入胃的滞后，孙膑巧施“减灶诱敌”之计，逐日减少营地的骏枣树木，三天之内从十万灶减至两万，给位均造成一种齐军胆怯、大量逃亡的假象。魏军果然中计，主帅庞涓率领精锐部队日夜兼程，轻装追击，，结果在马陵遭到齐国军队的伏击，齐军万弩具发，魏军大乱，随军的太子申被俘，主帅庞涓自杀。这一次魏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元气大伤。自此之后，魏国在中原一带再也没能恢复到魏惠王早期执政时的强盛景象。
使用同一种策略在战场上取得两次重大胜利的，在人类历史上又有几次。而孙膑做到了。所以策略不在多，而在精。一种策略能运用到熟能生巧、出神入化的地步，在战场上就能百战不殆。所谓“一招吃遍全天下”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在我们现代人眼里看来，孙膑的策略很简单嘛！齐军攻打大梁，魏军肯定回救，然后在魏军回救途中设埋伏。道理很简单，一般人都能看懂，魏军主帅怎么会看不懂！然而我们不能那现在的历史知识储备和眼光去看待过去的历史，这是研究历史的大忌。而之所以说孙膑所创造的这两场战役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历史影响，是因为在春秋战国之前，也就是我国的上古时期，各部落或者各国之间的战争是非常规范的。道义与礼节不仅规范了人们的日常行为，对军事战争也有非常之大的影响。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很“单纯”的，没有太多的阴谋诡计，即便是在风云变幻、生死攸关的战场上
，也是如此。两军对阵，阵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方快阵，并且只有当两军队列排好，双方才会发动进攻。如果一方在另一方阵列还没有站好之前，就发动进攻，那么即便赢了也不光彩，还会遭到天下人的唾弃。周武王在《牧誓》中说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部，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大概的意思是说：“今日之战，诸将士前行六步、七步、就要停下整一次队。刺杀四、五、六、七次时也要停下整一次队。可见当时人们对待战争的态度还远远没有达到《孙子兵法》中谈到的“兵不厌诈”的地步。这种观念一直是影响到什么时候呢？知道春秋时期公元前638年宋楚泓之战时，宋军已先在河岸摆好阵势，而楚军正在渡河，这时宋国的司马子鱼建议趁楚军渡河未毕立刻发动攻击，但宋襄公不同意，认为有悖道义。楚军渡过泓水之后，紧急列阵，司马子鱼又向襄公建议，趁楚军刚刚渡河，还没有摆好阵势，立刻发动攻击。然而宋襄公还是以有悖道义为由不同意。一直等到楚军列好阵势，做好了一切战前准备，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结果当然是宋军大败。当然春秋时期像宋襄公一样拘泥于这种战争规则的，几乎已经没有了。但是仍然有人受制于这种思想，就足以说明这种思想影响程度的深远。
虽然这种观念早已被打破，然而孙膑所创造的这两场战役则又是对周武王时期那种传统观念的沉重打击，也是对兵家思想的再一次升华。这两场战争的影响甚至延伸到了近现代。解放战争时，淮海战役后期，毛泽东采取“围点打援”的策略。解放军包围徐州这个战略要地，迫使国名党军队前来救援，然后将国名党的援军各个击破，逐步歼灭了国名党的主力军。毫不客气的说，“围点打援”这一策略正是汲取了“围魏救赵”的精华，进行在创造。所以说孙膑是个天才军事家，他是当之无愧的。
那么和孙膑同时期的商鞅，在历史上又创造过什么样的辉煌呢？商鞅，卫国人氏，原名卫鞅。因在秦国变法有功，被秦孝公赐予“商”姓。商鞅来到魏国想一展自己的才华，却不如其意。所以商鞅便离开魏国，在各国周游。恰逢年轻有为的秦孝公即位，一则《求贤令》，召来了商鞅这个旷世奇才。秦国在春秋时期的秦穆公独霸西戎之后，很快便又衰落下去。况且秦国地处偏远的陕甘宁地区，与中原诸国相距甚远。不仅文化上落后，经济上更是凋敝不堪。到战国时期，秦国可谓是又穷又弱。秦孝公时期，为了阻止魏国联合众国攻打秦国，还屈辱的向魏国求和，割让给魏国陇西之地。到最后就算魏国失信，秦国也不敢有所言，只能干吃哑巴亏。再加上秦孝公之父秦献公时，仍然连年征战，所以留给秦孝公的秦国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烂摊子。因此，秦孝公立志图强，恢复穆公霸业。于是便在各国广发求贤令，其中的一句：“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充分表达了他求贤若渴的心情。商鞅在秦孝公的感召下，来到秦国，佐助秦孝公富强秦国。商鞅到秦国没有立刻将自己的治国举措全盘托出。他先钓了孝公的胃口。第一次见面时，商鞅向孝公讲了儒家的“仁爱”治国之道。孝公听了一会儿便开始打瞌睡。接着商鞅有要求第二次见面。孝公以为商鞅这次真的会给自己一些有效的治国措施。然而这次商鞅给孝公讲的是道家的“无为”治国之道。，气的孝公拂袖而去。之后商鞅又要求第三次会面。秦孝公也真是为少有的贤明君王，换做其他人，将商鞅杀掉都不解恨。虽然在当时还没有“欺君”这么一说，但两次戏弄国君，商鞅也真是胆大包天。而秦孝公也真是大度，不仅没有将商鞅治罪，还给了商鞅第三次见面的机会。这一次商鞅终于将自己真正的治国之道全部讲给了秦孝公。秦孝公果然被深深吸引了，两人畅谈了三天三夜才肯罢休。
接着，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在秦国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法风波。历史上的史学家们都对商鞅变法的评价非常高。因为这次变法不仅扭转了秦国的命运，更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走向。因为毫不客气的说，没有商鞅变法，秦国被其他国家灭掉只是时间的问题，世界上也就从来不会出现一个大秦帝国。
商鞅变法总的来说有三重阻力。
秦国朝中的以甘龙、杜挚为首守旧势力是商鞅变法的第一重阻力。秦孝公与商鞅促膝而谈三日后，孝公就想听从商鞅的意见准备在秦国着手变法，但变法可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且不说守旧派们万股不看，不知变通与黎民百姓们见识浅薄、无法理解，古时候做什么事都要讲究“出师有名”的。秦孝公虽说是秦国的国君，但秦国的法制已经实行了几百年，你是国君也不能说变就变啊。齐桓公称霸还得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呢！秦孝公和商鞅要是“霸王硬上弓”，秦国必然是要乱了套的。再者，不向天下找事变法这件大事，万一变法失败，可是亡国之危啊！到时候孝公如何向秦国百姓交待。所以孝公必须说服秦国人，让他们看到自己变法的决心和变法的信心。
于是孝公就在宫廷里举行了一场“辩论赛”。商鞅首先发言说明变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以便让孝公对变法更有信心。商鞅说：“做事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就会一事无成。愚人都是后知后觉，而智人却能未卜先知。做国君的，就是要以为百姓谋福利，富强国家为己任。所以一些行为不被平民理解只是理所应当的。成大事者必然与高人为伍、广泛学习，不同流合污。所以只要能富强国家，法不必沿袭，制不必循旧。此番话一出，孝公对变法的决心再也没有半点犹豫。连声说好。但是朝中的守旧当然是不甘心的。甘龙代表守旧队伍率先发言：“圣人施教却不变习俗，智人治国却不变成法。倘若顺风循礼，轻而易举就能治国安邦。”商鞅针锋相对的指出：“庸人安于守旧，书生拘泥书本。此两者可奉公守法，但不可与之论政。智人制法，愚人制于法；贤人更礼，庸人制于礼。”这时候杜挚站起来说：“无百倍之利，不能变法，无十倍之效，不能换制。效法循礼是不会出错的。”于是商鞅便用了一句传世名言回击杜挚：“‘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所以汤武不承旧法而王，夏殷不更旧制而灭。”甘龙杜挚一党无言以对。于是孝公当即命令商鞅为左庶长主持秦国变法。于是惊天动地的商鞅变法就此拉开序幕。
商鞅变法的第二重阻力是秦国的老百姓。商鞅变法之前，秦国的制度相对于中原各国而言，非常的落后。从秦穆公死后其中陪葬人员竟有几百众之多这一件事中就可见一斑。并且在秦国别说是奴隶，即便是秦国公民想要进爵都是天方夜谭。战场上负伤的士兵就遣送回家自生自灭。即便有军功的士兵，如果不是氏族的人，是不会进行奖励的。所以普通百姓社会地位低下，生活贫苦不堪。而官府欺压百姓更是肆无忌惮。百姓生活困苦，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大打出手，也难怪秦国私斗成风了。所以秦国官府在秦国老百姓心中早已没有什么威信可言。
当商鞅信心满满的将新法公布之后，却发现秦国人对新法根本不予理睬。他们认为这定又是官府戏弄他们的把戏。商鞅头大了，这如何是好？法令再好，不能得以实践，那就是一纸空文。为了恢复官府在百姓心中的威信，商鞅便制造了一出“徙木立信”的戏。商鞅命人在秦都市场南门输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张贴公文《史记》载：“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商鞅来了这么一出，百姓更加奇怪了，更没有人感动那根木头了。于是商鞅又发不新令，《史记》载：“能徙者予五十金。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见到赏金提高至五十金，终于有人按耐不住，扛起木头一口气走到了北门。商鞅果然遵守承诺，给了那人五十金。自此，秦国官府的威信在秦国百姓心中慢慢开始回升。百姓月越来越支持新法。
商鞅变法的第三重阻力是秦国的老氏族。这些老氏族是秦国建立与发展的根基。他们在秦国树大根深，势力庞杂，相互牵扯，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中最有势力的是孟、西、白三族。这三族在秦国一直很有威望。其祖上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是秦穆公是的大将。这三族和秦国王公贵族特别是太子关系匪浅。而商鞅颁布的新法令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这些老氏族的利益。不说别的，只拿“去分封，行郡县”这一条，就让这些老氏族元气大伤。要知道，受封地是这些老氏族发展的根基。没有了封地，老氏族就没有了发展的资本。这些老氏族当然是一百个不愿意了。所以把商鞅恨得牙痒痒。再加上商鞅的法令中还有“奖励军功，爵位不世袭”这么一条，使得一贯养尊处优的老氏族们更加惶恐不安。所以他们恨商鞅恨得牙痒痒。商鞅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但商鞅背后有秦孝公给撑腰，所以老氏族们不敢轻举妄动。但他们不甘心一直屈尊下去。
这时候孟西白三族的族长就阴谋如何扳倒商鞅。他们明面上不好挑唆事端，就挑唆太子杀人。而太子赢驷，即后来的秦惠文王当时年方十四，年轻气盛。所以很容易的便被利用了。一连杀了几十口人。孟西白以为这下商鞅束手无策。哪知道商鞅根本不吃这一套，不理会人情世故。太子未成年，而且将来还要当国君，不能处置。于是商鞅便把太子的监护人也是太子的大伯公子虔施以劓刑，把太子的老师公孙贾，脸上刺字并发配。同时严惩了孟西白三族。之后这些老氏族再也不敢兴风作浪了。但是商鞅这次的行为也是他后来被车裂的直接原因。虽说商鞅变法期间得罪了不少人，但这次可不一样了，商鞅得罪的是太子以及孝公的大哥。因此孝公死后，商鞅马上被公子虔诬告“欲反”。商鞅在反抗过程中被杀，尸体运回咸阳被施以车裂。
商鞅变法是震古烁今的一次大变。纵观春秋战国历史，各国变法风波此起彼伏。成功的例子虽然寥寥无几，但也不是没有。像齐国管仲改革，魏国李悝变法以及赵国武灵王胡服骑射。但像商鞅这样如此彻底的变法却是亘古至今从未有过的。且不说大多变法都是以失败告终，即使是成功的变法，也都只是兴于一时，不能长久坚持下去。绝大多数国家支持变法的国君死后，其颁布的新法必灭。即便能够继续贯彻，但国家遇明君则兴，遇庸君则废，遇昏君则亡。也就是说变法之后的各国能否强盛，在于国君能否坚定变法的决心，与变法者执行新法力度的强弱，而不在于新法本身能否深入人心，新法能否彻底避除百姓心中的传统观念。而商鞅变法的伟大之处正是做到了这一点。“商鞅虽死，其法不灭”。商鞅的新法在秦国的各个阶层都能贯彻实施。上至贵族大夫，下至边境吏民，都能恪守新法。而商鞅所制定的法律，直至秦朝灭亡也没有过较大的改动。秦法虽然残酷苛刻，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才保证了人心不敢妄动，所以秦国社会保持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所以商鞅变法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成就。
孙膑、商鞅这两位雄才在历史上都掀起了滔天巨浪。齐国有了孙膑，在对外战争中连连胜利；秦国有了商鞅，国力日趋强盛，直至统一中国。然而通读历史我们发现，齐国虽有孙膑，孙膑死后齐国在战国舞台上却再也没有什么大的成就，秦国有了商鞅，商鞅死后，秦国国力仍然蒸蒸日上，终于在
公元前221年吞并六国，统一全国。这是为什么？
我们知道孙膑是军事家，论对外战争，攻城略地，商鞅肯定不是孙膑的对手。但是一个国家打了多少胜仗来判断这个国家的国力有多强盛，这是粗鄙之见。二战期间，德国虽然一早就把法国给灭掉了，但是法国人民还在，法国人心仍齐。所以诺曼底登陆之后，法国立刻油又光复了。而商鞅变法正是从根本——制度上，改变了秦国。釜底抽薪才是灭火的根本之道。当大多说国家还在实行分封制的时候，秦国的郡县制早已成熟；当其他各国还在注重门第的时候，秦国的军功制已经实施的如火如荼……秦国在制度上早以超越其他国家一大截。所以说，战场上的一两次胜利，与先进的制度相比，是天壤之别。所以抗日战争之后，日本虽然战败，但是却能够迅速崛起，并且长期保持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抛开美国的援助不说，日本的制度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
当然这不代表孙膑的才能不如商鞅。就成就的大小而言，两人各有千秋。孙膑的军事思想为我国军事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商鞅变法打破了传统制度，为封建制度的到来竖起了一面坚挺的大旗。两者的贡献不能相提并论。一个善军事，一个善改革，在两种不同的领域里，分别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两种不一样的胜利。
